有学者说：“童谣保存了语言本身固有的纯真、自然和神秘的因素，蕴含着天上人间、世代更替和生命轮回的哲学意蕴，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……”童谣所表现的“神秘的因素”，可能正与其本质的“自然”有关。《魏书》卷三五《崔浩传》记载：“……荧惑果出于东井，留守盘游，秦中大旱赤地，昆明池水竭，童谣讹言，国内喧扰。”可知“秦中”“童谣”影响社会舆论，或许有悠久的传统。

《论衡》说“始皇死而地分”，“今年祖龙死”

《论衡·纪妖》写道：“秦始皇帝三十六年，荧惑守心，有星坠下，至地为石。〔民或〕刻其石，曰：‘始皇死而地分。’”“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野，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：‘为我遗镐池君。’因言‘今年祖龙死。’”王充说：“皆始皇且死之妖也。”王充又写道：“始皇梦与海神战，恚怒入海，候神射大鱼，自琅邪至劳、成山不见。至之罘山，还见巨鱼，射杀一鱼，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，到沙丘而崩。当星坠之时，荧惑为妖，故石旁人刻书其石，若或为之，文曰‘始皇死’，或教之也。犹世间童谣，非童所为，气导之也。”

(资料图)

“亡秦者胡也”

《论衡·纪妖》说到的两例“始皇且死之妖”，都是政治预言，以为“犹世间童谣”。但是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的记载，并没有涉及“童谣”的文字。司马迁写道：“三十六年，荧惑守心。有坠星下东郡，至地为石，黔首或刻其石曰‘始皇帝死而地分’。始皇闻之，遣御史逐问，莫服，尽取石旁居人诛之，因燔销其石。始皇不乐，使博士为仙真人诗，及行所游天下，传令乐人謌弦之。秋，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，有人持璧遮使者曰：‘为吾遗滈池君。’因言曰：‘今年祖龙死。’使者问其故，因忽不见，置其璧去。使者奉璧具以闻。始皇默然良久，曰：‘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。’退言曰：‘祖龙者，人之先也。’使御府视璧，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。于是始皇卜之，卦得游徙吉。迁北河榆中三万家。拜爵一级。”

而《史记》“荧惑守心”字样，似乎暗示其预言“犹世间童谣”的意义。如王充所谓“当星坠之时，荧惑为妖”。刘遂盼注《论衡·订鬼》时说：“古传荧惑星化为小儿，下教群儿谣谚。”《晋书》卷一二《天文志中》：“荧惑降为童儿，歌谣嬉戏。”“吉凶之应，随其象告。”《史记》卷二七《天官书》张守节《正义》引《天官占》也说：“荧惑为执法之星，其行无常”，“其精为风伯，惑童儿歌谣嬉戏也”。《三国志》卷四八《吴书·三嗣主传》裴松之注引《搜神记》又有“荧惑”化身小儿参与“群儿戏”，并发表政治预言的故事：

吴以草创之国，信不坚固，边屯守将，皆质其妻子，名曰“保质”。童子少年，以类相与嬉游者，日有十数。永安二年三月，有一异儿，长四尺余，年可六七岁，衣青衣，来从群儿戏，诸儿莫之识也，皆问曰：“尔谁家小儿，今日忽来？”答曰：“见尔群戏乐，故来尔。”详而视之，眼有光芒，爚爚外射。诸儿畏之，重问其故。儿乃答曰：“尔恶我乎？我非人也，乃荧惑星也。将有以告尔：三公鉏，司马如。”诸儿大惊，或走告大人，大人驰往观之。儿曰：“舍尔去乎！”竦身而跃，即以化矣。仰面视之，若引一匹练以登天。大人来者，犹及见焉，飘飘渐高，有顷而没。时吴政峻急，莫敢宣也。后五年而蜀亡，六年而晋兴，至是而吴灭，司马如矣。

这一情节完整的故事，也是民间“荧惑”迷信的反映。而“小儿”们以“童谣”形式发出的声音，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具有了神秘的舆论力量。秦始皇时代另一政治预言，即“亡秦者胡也”：“始皇巡北边，从上郡入。燕人卢生使入海还，以鬼神事，因奏录图书，曰‘亡秦者胡也’。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，略取河南地。”裴骃《集解》：“郑玄曰：‘胡，胡亥，秦二世名也。秦见图书，不知此为人名，反备北胡。’”所谓“亡秦者胡”，或称其为“谣言”。明代史论家说：“秦始皇因谣言‘亡秦者胡’，故筑长城以备之。”

王充的“童谣”发生学：“世间童谣，非童所为”

王充《论衡·纪妖》所见对于童谣发生形式的分析，是引人注目的。他特别提示了“童谣”其实“非童所为”的认识：

世间童谣，非童所为，气导之也。

有学者说，“谓童谣为气导童子使言”。也有人解释说：“气，指阳气。王充认为，童谣是‘阳气’诱导儿童唱出来的。”童谣“非童所为”的说法，准确指出了多数童谣生成的情形，似乎许多童谣的出现和传播，有成人参与的痕迹。而“气导之也”的说法，体现出汉代思想者的一种语言习惯。“气”是什么？如果理解为对社会意识、社会文化总体背景条件的概括，也许是合理的。

《论衡·订鬼》说到“妖祥”预示“吉凶”的情形，即所谓“人且吉凶，妖祥先见”。王充写道：“一曰：人且吉凶，妖祥先见。人之且死，见百怪，鬼在百怪之中。故妖怪之动，象人之形，或象人之声为应，故其妖动不离人形。天地之间，妖怪非一，言有妖，声有妖，文有妖。或妖气象人之形，或人含气为妖。象人之形，诸所见鬼是也；人含气为妖，巫之类是也。是以实巫之辞，无所因据，其吉凶自从口出，若童之谣矣。童谣口自言，巫辞意自出。口自言，意自出，则其为人，与声气自立，音声自发，同一实也。世称纣之时，夜郊鬼哭，及仓颉作书，鬼夜哭。气能象人声而哭，则亦能象人形而见，则人以为鬼矣。”所谓“童谣口自言”，有人解释说，“童谣是通过儿童的口自动吐出来的”。

王充又有意从深层文化的角度说明童谣的神秘象征意义：

天地之气为妖者，太阳之气也。妖与毒同，气中伤人者谓之毒，气变化者谓之妖。世谓童谣，荧惑使之，彼言有所见也。

言出文成，故世有文书之怪。世谓童子为阳，故妖言出于小童。童、巫含阳，故大雩之祭，舞童暴巫。

看来，童谣之所以具有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，与汉代社会复杂的信仰体系有多方面的关系。其中所谓“世谓童谣，荧惑使之”的见解特别值得我们注意。

太公制作的“小儿”言

《论衡·语增》中又说到早于秦，然而发生于后来秦地的一则“童谣”故事。王充写道：

案周取殷之时，太公《阴谋》之书，食小儿丹，教云“殷亡”。

《论衡·恢国》的说法更为具体：

传书或称武王伐纣，太公《阴谋》，食小儿以丹，令身纯赤，长大，教言“殷亡”。殷民见儿身赤，以为天神；及言“殷亡”，皆谓商灭。

“小儿”以“天神”的身份，传布了“殷亡”的预言，成为“武王伐纣”的舆论准备。

“太公”“食小儿以丹，令身纯赤，长大，教言‘殷亡’”，即“阴谋”制作“童谣”的故事，发生在周人的根据地，亦为秦人后来东进基地的关中地方，可以为我们研究秦世“童谣”提供参考。

《史记》卷三二《齐太公世家》说：“太公望吕尚者，东海上人。”后来与周文王相遇，实现了很好的合作。“吕尚盖尝穷困，年老矣，以渔钓奸周西伯。西伯将出猎，卜之，曰‘所获非龙非彲，非虎非罴；所获霸王之辅’。于是周西伯猎，果遇太公于渭之阳，与语大说。”西伯说：“自吾先君太公曰‘当有圣人适周，周以兴’。子真是邪？吾太公望子久矣。”于是，“号之曰‘太公望’，载与俱归，立为师。”“周西伯猎”“遇太公于渭之阳”。张守节《正义》引《括地志》：“兹泉水源出岐州岐山县西南凡谷。《吕氏春秋》云‘太公钓于兹泉，遇文王’。郦元云‘磻磎中有泉，谓之兹泉。泉水潭积，自成渊渚，即太公钓处，今人谓之凡谷。石壁深高，幽篁邃密，林泽秀阻，人迹罕及。东南隅有石室，盖太公所居也。水次有磻石可钓处，即太公垂钓之所。其投竿跪饵，两膝遗迹犹存，是有磻磎之称也。其水清泠神异，北流十二里注于渭’。《说苑》云‘吕望年七十钓于渭渚……’”吕尚钓于“渭之阳”“渭渚”的传说，提示了一种文化定位。而“食小儿以丹，令身纯赤，长大，教言‘殷亡’”故事的发生地点，也可以确知在渭河流域。